面向新时代创新发展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

内容提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创新发展能够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是中国管理学者的光荣使命。

管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联系极为紧密的学科。新中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企业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不仅整体实力大幅提升，而且涌现出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中国企业整体发展进步的背后，是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创新与发展。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企业管理者认识到，中国企业管理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管理理论，而应紧密结合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探索发展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管理学的紧迫任务，也是我国培育更多优秀企业和企业家的迫切需要。

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企业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一是1949—1978年的探索起步阶段。初期以学习借鉴苏联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为主。20世纪60年代之后，管理学界开始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二是1979—1992年的转型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我们认识到我国企业管理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必须奋起直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对企业管理学和管理实践创新提出了新要求。众多管理学者和企业管理者重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希望从中得到启发。三是1993—2012年的蓬勃发展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我国管理学者更加注重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本土化研究，企业管理学的中国特色逐渐突出。四是2013年至今的创新发展阶段。伴随世界对中国发展奇迹的高度关注，国内外顶级管理学期刊中关于中国企业管理现象、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研究明显增多。中国学者在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理论创新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提高了中国管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经过70年的艰辛探索，我国企业管理学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比如，理论界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出发，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管理思想融入现代管理学理论，提出了诸多具有深厚中国文化底蕴的管理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企业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实务界立足中国管理情境，探索出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如华为公司的“灰度管理”模式、海尔公司的“人单合一”管理模式等。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创新，有力推动中国企业突破后发劣势、形成核心优势，成功实现转型升级。

在肯定中国企业管理学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认识到中国企业管理学发展的一些不足。一是一些理论研究与企业管理实践脱节，单纯为了本土化而本土化。例如，过度解读传统文化，将其与现代管理实践进行机械对应;部分学者囿于自身研究视角，缺乏与同行和企业的沟通交流，造成中国企业管理学流派日趋复杂;等等。二是忽视中国国情和企业管理实践，生搬硬套西方管理学理论。三是受西方管理学研究范式影响，存在过度追求研究规范化、推崇复杂定量研究与艰深模型的倾向，对实际问题的研究不深入，难以发现管理实践背后的中国逻辑和企业运行规律。

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创新发展的方向

2016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中，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按照体现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要求，创新发展能够有效指导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是中国管理学者的光荣使命。

面向新时代，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创新发展的方向是，立足国情和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完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探索和揭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内在规律。从研究对象看，应聚焦中国企业管理实践，重点研究本土企业的管理和发展问题;从研究选题看，应正确处理世界管理问题研究与本土管理问题研究的关系，突出具有中国现实意义和前沿性的核心问题;从研究内容看，应重点关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的特殊元素，探索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学概念，阐释这些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研究情境看，应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特定情境或视角，对中国企业的独特管理现象进行剖析和诠释;从研究方法看，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同时既充分借鉴吸收西方现代管理学的有益研究方法，又立足中国现实与研究需要促进研究方法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推动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创新

进入新时代，中国企业发展面临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国际环境等都在发生巨大变化。如何促进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技术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必须解决的时代课题。

立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推动理论创新。应立足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从中发现根植于中国土壤的管理元素，揭示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背后的规律与机制，提出具有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和标识性概念;大力挖掘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探索本土化与国际化兼具的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理论构建路径;围绕中国企业如何实现创新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挖掘中国企业创新发展中的独特情境变量，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直面新技术挑战推动理论创新。在国际知名调研机构CB Insights发布的2019年全球独角兽企业榜单中，中国企业数量约占30%。这说明中国企业并不缺少创新精神，尤其是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中，有些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这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企业生产模式和商业环境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管理创新让企业更好适应新的市场竞争?如何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支持企业决策和管理，进而提高效率和效益?在一些互联网企业占有大量数据资源的情况下，如何引导企业兼顾创造利润与承担社会责任?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已经成为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创新发展的紧迫任务。中国管理学者完全可以提出新概念、构建新理论、创造新模式，引领和推动新技术条件下中国企业的管理创新，并为世界企业管理学创新发展作出贡献。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动理论创新。“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为中国企业更好走出去提供了重大机遇，同时，走出去的企业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新挑战。比如，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布局贸易与投资体系?如何搭建风险防范与管理系统?如何应对文化冲突和政治经济问题?如何更好承担社会责任?等等。从理论层面深入回答这些问题，探索符合中国企业走出去实际的管理战略和管理模式，突出中国特色、中国制度、中国元素，有效化解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是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亟须深入研究的问题。

聚焦国有企业改革推动理论创新。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突破口。但是，目前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仍然滞后于实践发展。混合所有制改革不能“一刀切”，而应分类推进、一企一策。如何具体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企业管理者需要直面的实践问题，也是管理学者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应扎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实践，结合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与理论研究成果，深入研究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需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建立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围绕培育优秀企业家推动理论创新。伴随改革开放大潮，我国涌现出许多极具管理特色的本土企业和优秀企业家。应关注这些领先企业，研究优秀企业家的心理与行为特征，以动态视角观察分析企业家面临经营风险挑战时的心理状况及决策过程，剖析企业家个人风格和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的作用机理。在本土情境下探究企业家的管理思想及其在管理实践中的体现，有助于深入挖掘成功企业背后的管理逻辑。

(执笔：王永贵 李 霞)

我国是一个文化遗产资源的大国，然而距离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国还有一定的距离。文化遗产事业与大众的认知及其需求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裂隙”甚至“鸿沟”，要得到更加广泛民众的认可、理解、关爱和支持，还需要日积月累的研究、传播和体验，而其中恰恰蕴含着保护传承最为基础、持久和强大的力量。

可是，如何让那穿越漫长时空的“历史的真实”及其所蕴含承载的“重要意义”“价值”更具说服力地、更加充盈地展示在世人的面前?如何让那带着“距离”和“沧桑”却珍贵且富有启迪的内容，唤起大众的兴趣和关切?如何让公众自觉自愿地参与到遗产保护传承事业中去?如何让遗产及其蕴藏其间的价值和智慧，更好地陪伴和滋养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一个极为重要的前提就是要让公众了解遗产本体与相关信息、内涵与重要价值，并与之建立多层面多角度的“关联”，拉近彼此之间在空间或心理上距离。如果还能再进一步，让公众真切地感受到遗产的魅力，触动他们的内心，激发他们的兴趣，进而“爱上”魅力独具的文化遗产资源，方有可能将这些人变成燎原的“星星之火”，点燃保护传承的“熊熊火焰”。

北京大学的吕植教授在谈到自然遗产的保护时曾经感言：“虽然保护自然这个道理从科学上非常清晰，但这样的道理如果跟人的内心没有建立起联系的话，是说不通的，无效的。在藏区，人们把自然保护看作是对生活和生命的保护，是它文化和精神的依附，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有可能让自然成为人们发自内心愿意呵护的一个东西”。其实，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也是如此，无论从道理上来讲意义多么重大，同样，“如果跟人的内心没有建立起联系的话，是说不通的，无效的”。

2017年热映的电影《寻梦环游记》中，有一个感人至深的寓意：“死亡不是告别，遗忘才是”!小男孩米格对音乐的热爱能够突破一切阻挡，冥冥之中是与他追随“歌王”的执着分不开的，并最终发现他的曾曾祖父才是真正的“歌王”，他和他们的家族成员身心中早都已经携带着“音乐”的种子。我们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与之何其相似!文化遗产虽是历史的产物，原有的使命和功能已经消退甚至不再，但这并不代表着消亡，只要不被后人“遗忘”，它们就还会以另外的形式“存在”和“活着”，会与我们当下和未来的生活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后人的惦记和爱护会延续其生命的基因和活力，它们的“延年益寿”也会给后来者带来更多的庇佑和滋养。

1931年第一届历史纪念物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通过的《关于历史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中就提出，“大家坚信，保护纪念物和艺术品最可靠的保证是人民大众对它们的珍惜和爱惜;公共当局通过恰当的举措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升这一感情。”

如何提升“大众”对于文物和文化遗产的“感情”?重要的途径无疑还是要拉近和增进“遗产”与“我们”的关系。相关经典的理论解说，出自美国费门·提尔顿(Freeman Tilden)的经典之作《解说我们的遗产》(Interpreting Our Heritage)。其核心立论就是：透过解说我们才得以了解;透过了解我们才懂得欣赏;而透过欣赏我们才能加以保护。他一语中的，道出了“遗产”与“公众”也包括与我们每一个人关系的内在逻辑真谛和路径，几乎成为世界范围内遗产解说和相关工作的“宝典”，也有效地指引了美欧等遗产强国的实践工作。

“解说”“了解”“欣赏”“保护”“传承”这一体系的构建，也应该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指示的基本要求和重要前提;是实现从“文化遗产资源大国”到“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国”转变的沃土。

倘若能够唤起大众内心的关注和热爱之情，那将是源源不断的源泉和力量。“敦煌女儿”樊锦诗先生在接受采访时非常谦虚又充满温情地说：“敦煌是永远读不完的，无论你读书万卷还是学富五车，在敦煌面前，你永远是个才疏学浅的小后生”，“你对它有深深的爱，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它”，而且“对敦煌的了解越深，就对它越发热爱”。也许正因为如此，她和前辈们才能“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共同铸就了“莫高精神”。

优秀的文化遗产资源，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生存发展的历史见证，是先辈们创造的文化结晶;也是与后人生活休戚相关、共生共存的文化资源和文化基因，并且蕴含着前行的力量乃至方向。让我们更好地爱护和珍惜几千年中华文化史中所蕴含的优秀基因及其所有见证，发掘和传播其中所蕴含的价值，探寻所有与“真”“善”“美”相关的“历史的真实”!即使物质的载体最终将远离或者逝去，但“内化于心”的情感、记忆和智慧将代代相传!

(作者：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研究员)